根據國語辭典,「知恥」解知道羞恥、有羞恥心;相近的說法,大家會想起「知醜」,又或「知衰」。我們一般認為知恥者不壞,尚有良知。的確,宋代周敦頤說:「人之生,不幸不聞過,大不幸無恥,必有恥則可教,聞過則可賢。」這跟儒家的「知恥近乎勇」就如一唱一和,前者認定知恥者可教,後者則提到「勇」字,意指勇於改過。知恥和勇,其實全都是發自個人內心,改進則要靠身體力行。而《中庸》那句「知恥而後勇」,就提到先後次序之別。然而,經驗之談,一個人知恥,絶不等於一個人勇於改過。這一代,知恥但不勇大有人在,對於自己的過失,不怕丟臉,說句對不起認錯了事,以為這樣已算是承擔,順水推舟將所製造的惡果一刀兩斷,毋需想辦法補救,也毋需思前想後。舉一個例子,有記者訪問旅遊作家,事前準備功夫不足,未有深思熟慮訪問的角度、問題和欄目的要求,臨場只顧跟對方暢談旅遊樂事,之後撰寫的稿爛到不得了,遭「彈稿」不是小事,想辦法補救事在必行,事關被訪者已付出寶貴時間,對記者、刊物以至公司都有或多或少的期望。經一輪討論,同事提出修改重點後由該記者補做訪問,儘管已經大減印象分,仍然相信誠意可令一篇稿起死回生。可是,一而再,她再做的訪問未能力挽狂瀾,更離譜是為交差砌稿,有失專業。事後,她承認錯失,但未見其愧疚、自責之情,當然更沒對幫忙頂稿的同事道歉,只表示已沒信心寫下去,會自行向被訪者交代。
坦白說,記者採訪前準備不足沒有藉口,做不好不是不能也,是不為也。至於犯錯,人皆有之,只要知錯、知恥而能改,事情往往也未必去到最壞。問題是該記者沒有認真去做或去改,最後即使她不怕丟臉,一個團隊以至一間公司的聲譽已因她的表現受損。有見及此,有同業為求保持編採質素,每周開會檢討同事的表現,且有文字記錄廣傳至相關部門,更甚的是還列印出來張貼。如此文化,正正以人要面,亦知恥來確保大家的工作質素;心照被彈當然不好受,知恥是進是退則自由,以致留下的同事都會盡力配合,不然便自動引退。
無疑,人知恥便要改進,即「去不善以成善之德」;既是現代教育家及思想家的唐君毅先生就提出知恥的修養工夫。他認為知恥的意識包括力求改變惡習,併發深切的自責感,從而洗心革面去改過自新。但是,知恥而求改過是有條件的,必須具備「勇猛堅定之志」與「真正誠固之德」,否則改過之心就不能充分貫徹,惡習會很易故態復萌。他又強調,誠即真誠,「誠不僅貫徹於一切德之中而為一切德之本」,為人德性的基本要求,而且是絕對善意的、真實的,它是「絕對之恥不善,是是非非而去不善,以成善之德」。因此,「修養之工夫即在思誠。思誠之工夫,即致良知之工夫」;只要對自己坦白和真誠地思考,道德自我才被提升,使善者善養其善,不善者去其不善,人人都能擁有高尚的人格情操,從而實現一個真、善、美的理想世界。





